**摘要**
北伐战争（1926-1928年）是近代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军事行动。在此期间，长江流域的控制权成为国共合作的北伐军与北洋军阀及外国势力博弈的焦点。北伐军的江防策略不仅关乎军事推进，更与复杂的外交交涉紧密相连。1927年3月的“圣保罗事件”（又称“南京事件”中英舰冲突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北伐军在长江防务中面临的内外挑战。本文以该事件为切入点，探讨北伐军的江防战略设计、对外交涉逻辑及其在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
**一、北伐军的江防战略：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量**
北伐初期，北伐军以陆军为主力，但对长江水道的控制需求日益凸显。长江既是北上通道，也是后勤命脉，更是外国势力在华利益的核心区域。北伐军的江防策略包含以下层面：
1. **有限水军配合陆军推进**：依靠改编的军阀内河舰队及征用民船，掩护陆军渡江、运输物资，并防范北洋军阀水军袭扰。
2. **重点防御外国军舰干预**：针对英、美、日等国在长江的驻泊舰队，北伐军避免主动冲突，但强调对沿岸军事要地的控制，以维护主权姿态。
3. **舆论与心理战**：通过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内河航行权”，动员民众支持，对外国势力形成政治压力。
**二、圣保罗事件：江防冲突与外交危机的爆发**
1927年3月，北伐军逼近南京，英美军舰以“保护侨民”为由集结江面。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发生排外骚乱（南京事件），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以示威慑。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武汉政府控制江段，英舰“圣保罗”号（HMS *St. Paul*，实为英舰“圣保罗”级炮舰的泛指）与北伐军江防部队发生对峙。事件焦点在于：
- 北伐军试图限制外国军舰在防区内的自由航行，要求其接受检查或暂停通行，以防间谍活动或军事干预。
- 英方以《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内河航行权”为由，拒绝让步，并增派舰只施压。
- 武汉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措辞强硬，谴责英方“帝国主义行径”，但实际命令部队避免开火，以防事态升级。
这一对峙虽未引发大规模交火，却成为北伐期间长江上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危机之一，暴露了北伐军江防能力的局限性——缺乏现代海军，只能以政治筹码弥补军事弱势。
**三、对外交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
北伐军（及背后的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在圣保罗事件中的交涉策略，反映了其对外政策的双重性：
1. **民族主义动员**：公开指责外国军舰侵犯中国主权，将江防问题与“反帝”话语绑定，争取国内民众及国际舆论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有权管理本国水域。
2. **务实妥协**：私下通过外交渠道保证外国侨民安全，默认军舰在特定条件下通行，避免军事摊牌。北伐军深知，一旦与列强发生全面冲突，北伐进程可能夭折。
3. **利用列强矛盾**：英、日、美在长江利益存在分歧，北伐军试图分化其立场。例如，对日采取相对缓和态度，集中应对英国的压力。
**四、圣保罗事件的影响与历史启示**
圣保罗事件虽以局部对峙告终，但其影响深远：
- **军事层面**：凸显北伐军江防的“陆主水从”特点，促使国民政府后期加快海军建设（如整合闽系海军）。
- **外交层面**：成为国民政府与英国重新谈判条约的案例之一，为部分收回内河航行权积累筹码。
- **政治象征**：事件中的民族主义叙事强化了北伐的“反帝”形象，但实际交涉中的妥协也体现了革命政权面对国际现实时的困境。
**结论**
北伐军的江防策略是军事需求与政治智慧的混合体。圣保罗事件表明，北伐军一方面以民族主义为旗帜，试图突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另一方面在实力不足时采取务实外交，避免直接冲突。这种“边抗争边妥协”的模式，既是北伐时期中外力量对比的缩影，也为理解近代中国如何在弱势中维护主权提供了典型视角。江防问题不仅是军事部署，更成为外交谈判、民意动员与国家认同建构的多重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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